编者的话：
德国汉堡Bernhard Nocht热带医学研究所的一名女科学家因被含有埃博拉病毒的注射器刺到从而被怀疑感染埃博拉病毒一事受到科学界普遍关注，这使实验室安全问题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实验室安全问题的提出似乎由来已久，然而却渐渐成为一块“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初进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在之前的种种警告之下会格外小心注意，久而久之却“习惯成自然”，置若罔闻或形式主义了。
然而，事实告诉我们，大部分安全事故都是科研人员的疏忽造成的。本期聚焦我们把关注点锁定在“实验室安全”上，分别采访了化学、生物、环境领域的科研人员，以及设计生产实验室仪器和家具的厂商，他们的看法虽不尽相同，但共同表达了对实验室安全问题的强烈关注。
“当时研究所在建P2（生物安全2级）实验室的时候，我就对施工单位说，‘我的验收很简单，我会在实验室内部的通风口处拿结核杆菌往外排，你们要敢站在出风口的位置呼吸，这个实验室建造就算合格。’”
可以想象，当时的这句话肯定让施工单位大大吃了一惊。但都培双认为，有了这样的质量保证，实验室安全才得以让人信服。
在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感染与免疫研究中心，副主任都培双对实验室安全规程的较真是同事和研究生们公认的。
“我想呼吁社会，实验室安全意识非常重要。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一定要保护自己、保护环境、保护社会，杜绝事故的发生。”都培双说。
历史的教训
《卡桑德拉大桥》是部老电影，肺鼠疫是片中的线索性事件。冷战时期，美国在实验室中秘密存放了致命的肺鼠疫病毒，盛病毒的容器被子弹打破，带有病毒的幸存者逃上了一辆从日内瓦开往斯德哥尔摩的列车，列车上1000多人受到这种空气传播的病毒的威胁……
“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就会想起2003年发生在我国的非典。虽然非典的感染率和死亡率远没有肺鼠疫高，但当时引发的的恐慌情绪是经历过的人永远不会忘记的。”都培双说，“假想，一个生物安全实验室流出一例肺鼠疫，那将对社会造成多大的威胁啊！这也说明，实验室安全是何等的重要。”
1951年、1965年、1976年，科学家Sulkin和Pike调查了5000多个生物实验室，累计实验室相关感染3921例。低于20%的生物实验室获得性感染与已知的事故有关，80%的报告事例与实验室人员暴露感染性气溶胶有关。
“这就说明，八成的感染是未知的，而恰恰是这种未知的感染最难及时发现处理，造成的隐患最大。”在都培双看来，极微小的气溶胶是引发事故的罪魁祸首。
其实，以现在的生物实验室设备和管理规程来说，“严格执行操作规程，气溶胶感染完全可以避免，存放病原体的密封器皿，经过严格外部消毒，就算把舌头拉开一个小口去舔一下，也决不会感染。我经常跟学生说，你要敢舔了，再把它从设备里拿出来，不然就不要拿”。
在很多人看来，都培双的这种做法太极端了，但实际上“产生事故的原因，很多是实验室的工作人员犯了极低级错误导致的”。
曾发生在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和北京的3起SARS实验室感染事故，都是因为实验室管理不严，工作人员未能严格执行生物安全管理与病原微生物标准操作，犯了不该犯的低级错误。
P3实验室规定，不允许在同一实验室进行两种以上危险微生物的操作，但新加坡国立大学实验室在作西尼罗河病毒研究的同时，也作具有活性的SARS冠状病毒研究，造成病毒的交叉感染，导致一名研究生感染SARS病毒。
P3实验室规定，处理危险微生物前，研究员应该进行必要的个人防护。而2003年12月6日，中国台湾地区某病毒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在操作过程中发现，衔接运输舱里装有实验废弃物的塑料袋破裂，而后他未戴手套清理运输箱里的废弃物，因而感染了SARS病毒。
2004年发生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的事故，同样也是因为研究人员使用未经严格验证灭活的SARS病毒在普通实验室进行实验，造成人员感染。
无证上岗的忧虑
“任何实验室注意安全都是必须的，不单单是化学、生物，放射性、工程类等实验都存在一定的危险性。根据不同需求，各自都要有一套管理办法。”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主任余刚对《科学时报》记者说。
以清华环境系为例，在实验中如需使用危险性物质，必须由系里的负责人签字才能到专门的存放处领取，还要标明用量多少。这些危险物品都在集中的地方保存。
“我们现在也在开展这样一项工作，研究生在论文开题之前，会有一个安全教育的环节，这个环节不通过，就不能做论文。学生在进入实验室之前，一定要有安全教育和安全意识，通过试题和现场教学等手段，逐步把实验室安全体系建立起来。”余刚说。
都培双也相当赞同余刚的这种观点，“我在美国的实验室也从事过艾滋病研究，回国之后，看到国内的实验室建设得很好，在设施上与发达国家基本没有差别，有的甚至还更标准、更漂亮。”
但是，一直以来国，内的实验室安全水平之所以受人质疑，必然有其原因。“因为在美国，实验室操作规程执行得非常标准。进入实验室工作的每个人都有一个证书，这个证书是通过培训获得的，要想操作实验，必须经过严格的考核，合格之后才能上岗，这是最关键的。”都培双说。
以都培双本人为例，当时在美国，实验室要求他去相关部门学习一天，进行8个小时的培训，包括课堂讲学和实际操作。“合格之后给我发了证书，我才可以进入实验室工作。”
专家们普遍反映，这样的证书制度，国内还没有大范围采用，只是个别研究院所和高校有各自的安全培训过程。
“我经常说，不进行标准的培训，今天不出事是侥幸，明天出事是应该的。”
实际上，目前很多科研单位的一线科研人员主要由硕士、博士、博士后和技术员组成，他们是各种生物化学实验的主要完成者，但他们的安全防护知识却往往局限于来自实验室管理者的简单传授和自身操作实践。他们往往对技术环节比较精通，但对实验室的规范管理和应该承担的安全责任大多意识淡漠。
“国内现在有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详细操作规程，但到一些实验室看了就知道，没有多少人是按照这个严格执行的，这一点的确让人担忧。”都培双忧虑地说。
既然有了详细的操作规程，为何不能严格执行？
“就是因为没有强制性的培训要求，规定摆在那里，没有人去看。”说到这些，都培双也面露难色。
“这也是和国外不同的一点，不是操作标准、操作规程不同，而是操作得打不打折扣。我们国家操作标准全部都有，但是执行得不好，出问题全在这方面。科研人员没有经过正规培训就上岗，在操作过程中再学习和积累，这是不对的。”
安全重视好了实验室并不可怕
由于亲身体会到国外实验室对安全的重视，回国后的都培双在所里办了生物安全的规范化教育，到现在已经办了4期，每期上3次课。“效果很好，从意识上提高了对安全的重视。以前有的学生从实验室出来戴着胶皮手套就来敲门，现在很少了。”
当然，安全隐患是可以防范的。“研究是对科学的探索，因此很多未知的东西需要在实验室里面研究和证明，发生出乎意料的问题也是难免的，这些风险都可以通过安全操作来降到最低。”余刚对记者说。
除了国家制定操作规程的生物安全实验室外，其他各类型的实验室也都有详细的操作规定。“严格按照做，实验室实际上是很安全的地方，因为各种防护措施已经很完备了。比如说，我在做的二恶英，是一个对人体危害性很大的有机污染物，在空气中，这种物质也是存在的。但在实验室里，有先进的负压系统，有防护性很好的实验设施，科研人员在实验室里暴露的风险，可能比平时在外界暴露的风险还要低。”余刚说。
“安全重视好了实验室并不可怕。”这也是采访对象们的切实感受。
不过，从管理体制上，我国也确实存在不完善的地方。
“国外有研发机构的大型企业，一般都有专门从事实验室管理的员工，一个员工可以在这个岗位上工作几十年。区别也就在这里。在我国很多实验室里，看到的都是教授、研究生，看不到专门的实验室管理人员。我们系以前也是如此，靠研究生、高年级的博士生来兼做实验室管理，但经验积累得差不多了，他们也该毕业了，新来的学生又要从头学起，始终不是良性循环。”余刚坦承。
此外，日本的实验室管理制度也有可借鉴的地方。比如在试剂的管理上，国内很多研究生初次做实验，各种试剂一次买很多，之后却发现没有用，就堆在旁边，一方面是浪费，另一方面也成为管理上的负担，处置还要花很多钱。而日本可以做到各类试剂的统一管理，需要什么上电脑查一下，就能知道哪个实验室已经有了，用多少去取多少就行。
“我们也在尝试逐渐做到这种动态管理，但这也需要专业化的实验室管理人才。”余刚说。
这也促使他们尝试作些改变。“今年，我们已经聘请了一个硕士毕业的研究生专职来做实验室管理工作。他工作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实验室的安全管理。”
“从制度上应该有这样的安排，加强专职的从事实验室管理的人员，设施是为了防备万一，如果管理得好，没有这些设施也是不会泄漏的。”在余刚看来，科学越来越发展，分工越来越细，所以实验室也更专业化，实验操作更复杂，也更需要专业化的管理制度。
“实验室安全意识，实际上也是科研人员必须具备的科学素质。”但是，很多科研人员可能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受到正规、良好和标准化的安全教育。
接受采访的专家们也呼吁：“健全实验室安全条例，不打折扣地执行实验室操作规程，这是整个科研领域的系统工程，很多方面正在期待完善。”